我们的鲁迅
关键词： 鲁迅“As people are walking all the time, in the same spot, a path appears.”Lu Xun wrote.
“我1985年出国去日本京都大学留学，那时候在中国留日的学生圈中，周令飞可是一个大大的名人。这不仅因为他在日本认识并最终娶到了一位台湾巨富的漂亮女儿，还因为他出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书里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但意思记得很清楚。周令飞对鲁迅的思想很排斥，他说自己家的书橱里，《鲁迅全集》是压在最底下的书，他从来没看过。二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想不到时至今日，留着鲁迅标志性胡子的周令飞又成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整日为“重新树起鲁迅大旗”而奔忙着。这其中的况味，真是让人怅然若失、哭笑不得。”（来源《生活报》 文/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张大生） |
自从看过愤青Hade写的一篇文字后，我对纪念死人也有些兴趣寥寥了。不过今天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对于这个孩提时的文字偶像，我不说点什么，也还是要做点什么。至少，在这篇小记最后再贴几篇靠谱的文章上来。
几十年来，鲁迅先生的伟人的高度一直无人敢言挑战，王朔曾写过一篇，结果当年吵了个昏天黑地也没弄明白。但他居于现代中国文坛的至尊之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功劳该归功于毛主席溢美的赞誉。
我是热爱他的。他那些半古还带通假字的篇章，少年读来就觉酷得不行，行文谴词时就曾模仿；而内中的深意，只在老师总结“中心思想”的时候才会去注意和思考。现在则不同，或说更加理解他，也或说离他更远。但我是早没耐心去听他的子女塑造一个人性化的他、平常人的他，因为对我来说，也没有必要。他笔尖刻出的呐喊，刺痛着我、惊醒着我、又激励着我。我自顾自地在那里读他，懂他。
今天下午，松木同学担当主持人，在SOHU那边与鲁迅的长孙 周令飞，及学者 止庵 聊天。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周令飞先生似乎是负责着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这个，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思。郑渊洁他儿子不也在开发老爸的商品？无可厚非。周令飞是1953年出生的，现在也活了半个世纪了，“鲁迅”这个名字是他的福佑，是他的光环，也是他的诅咒，虽然他从来没曾见过他的祖父。
松木这次拟的主题是：“70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论鲁迅？”
是啊，为什么？
同事琳得知后当即就对我蹦出一句：“这年代了，谁还在看鲁迅啊！”也许我是要跟着感叹一声了，但是据我所知，铁杆的鲁粉实际上依然还是不少的。譬如同事老王就说，他们社区里就住着几个，上千块的《鲁迅全集》一出，眼睛眨都不眨就买下了。
后来，松木在MSN上对我说，可以把想问的问题给她，她代问。然而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有什么好问的，于是就告诉了其他的朋友。
“他孙子有什么好问的，难道他能替鲁迅回答问题？”锡璞同学知道后很不屑地对我说，“这XX都没有见过他爷爷，就在这里信口雌黄。鲁迅死的时候他老爸还是小孩呢！”
而其他人的反应就基本如下：
要么很惊讶地知道原来鲁迅还有孙子，接着提起一些很八卦的问题（某美人鱼甚至高呼自己是“外号娱记＋八卦”），比如“他住台湾还是大陆？”，比如即将回国正急着找房子的迪拜穷人问：“1、为什么他没继承文学细胞 2、他家有没有房子出租 3、他有儿子吗？有没有想过要把香火传下去？”……；
要么就是期望周令飞能谈一下政治，针砭一下时弊，比如黄黄瑜同学就饶有兴致地讲：“问问他觉得该不该废除中国的户籍制度！”然后他一字一句敲出繁体字：“在一個國家之內都不能夠自由移動，還有什麼民主可言？”；
再要么就是很直接的表态说，“问他能不能送我一套《鲁迅全集》什么的……”
终于，我还是凑合了三个问题发过去。获答如下，有兴趣者自己来认领：
问：鲁迅先生在当时比较严峻的年代中，是怎么保护自己的？
周令飞：堑壕战，鲁迅最知道要让自己生存着，才能继续战斗，比如有东西挡着自己，不要把自己突兀给敌人。你要躲在那才能打仗，因为不是你死就是他活。
问：鲁迅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吗？（原问中还有句“鲁迅为什么要参加左翼？”，被松木cut了）
止庵：我觉得鲁迅这一生可以分成若干个阶段，鲁迅大概在1927年以后，我觉得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尤其是在1929年和1930年这两年里，鲁迅翻译过很多马克思主义的问论，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所以我觉得鲁迅到后期的鲁迅，应该至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文论，你说整个相信共产主义，我觉得没有完整这方面的论述，但是至少是接受了，比方说从苏联接受过很多理论这个是真的，看了很多书，翻译了很多书，但是鲁迅是不是一个整个思想，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周令飞：这个也有人举了当时欧洲还有整个当时世界的大环境就是比较进步的，比较前卫一点的，比较激进一点的绝大部分左翼的都是共产主义的崇拜者，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热潮，这种热潮是从欧洲慢慢影响到亚洲，在这个里面你代表先进的人你基本上就是左翼，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保守那一批人又是右翼，反对新的理论的。那个大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鲁迅他当时他又是这样一个学习西方东西回来的人，当然他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比较激进的或者是前卫的东西，所以他对共产主义有他得相当程度的认可的。
止庵：鲁迅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不能这么说，因为鲁迅自己也没有这么说，我觉得是不是百分之百相信共产主义，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但是鲁迅确确实实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其中里面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部分他是相信的。因为这是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的意义，咱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鲁迅是其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因为都是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卢那查斯基艺术论等等，咱们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他是主要的传播者，这一点不能否认。
周令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共产主义在那种环境下，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思想一种概念的东西，大家对于它们甚至都带有很好奇，认为那个东西对社会的发展是正确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大家对这种新的话题都投于非常大关注，现在说鲁迅是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个东西还没有到者那个份上。
问：鲁迅先生有最喜欢的古代诗人和学者吗？
止庵：鲁迅最喜欢的诗人是李贺，还有李商隐，还有温庭笉，还有屈原，还有喜欢嵇康这个都是他喜欢的。他读中国书最多。
周令飞：他喜欢的很多，鲁迅如果没有读这么多书，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的。他既读中国的书，又读西方的书，读了很多很多的书。
其实后来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是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但后来松木说，他们之前有商定，家事就不要提了。
题外话：周令飞和他祖父还真TMD的像！
而且这几天看来他也相当的忙乎，到处接受采访的，才回家打开电视，就在新闻会客厅里又见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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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
鲁迅的好看和好玩
文/陈丹青
当今中国文化界，有人以鲁迅精神传承者自居，有人一辈子吃“鲁迅饭”，也有人叫嚣着要解构其文化偶像的地位，要将先生从神坛上请下。《笑谈大先生》是画家陈丹青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谈到了后人应该怎样看待鲁迅的问题；他说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所谓“尽可能”，是因为历史记忆在许多时候往往是变了形的，像是哈哈镜。人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先生是最不该被谈论的”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因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脾气，不管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
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最后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一块大牌坊。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一声不响，浑身痱子”，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先生的模样，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先生，真是相貌堂堂。可是我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的样子最好看。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全都坍塌了，无一例外地被扭曲了。
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和他们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斯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像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
我以为模样是一种宿命，宿命会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子，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配。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那么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均在鲁迅之上。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
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
还是将鲁迅放回他的时代吧。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出门不带钥匙，意思是横竖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整，挨过打，没蹲过一天班房。我们渲染他怎样地避难、逃亡，其实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
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除了共产党人，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枝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弄得很凶，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为什么我要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仿佛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
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哪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他知道自己好玩，所以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玩”。
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到的特质，就是非常寂寞，因为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
最近我看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我看了很有感慨，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唐看见市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
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是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算得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算是性情中人，然而性情并不就是好玩；再说周作人，他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好玩，论境界，我以为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声色，到底窄了好几圈。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在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可是林语堂自己平时并不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但毕竟偏于西化之后的种种自我教养，与鲁迅那种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先生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没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
《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譬如《论“他妈的”》，我们读着，以为是在批判国民性，其实语气把握得好极了，写到结尾，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鲁迅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而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柔伤感，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
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深知“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的文章，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应的例子。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都会惊异赞赏，因鲁迅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
当十九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最前卫、最时髦的思想体系时，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也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更真实、更高明。他早就警告，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也早就直觉到，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难，因为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
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热情、正直、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联盟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指责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曾经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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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究竟是谁
我作为鲁迅的后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的想法，发出我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作为鲁迅的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认识。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传播和弘扬鲁迅精神，并且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21世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但我决不是把鲁迅作为我个人的事情来做的，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来追求，中国的未来需要鲁迅，需要这样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已经是一种经过一个世纪大浪淘沙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征。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 ——周海婴在2006“上海书展”上的讲演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篇名为《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的文章，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真实地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促进中国社会朝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
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不仅会固化我们的情感，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人与事的认识。对于已成往事的20世纪，作为鲁迅的家属，我的感慨不仅深刻，而且复杂：鲁迅在20世纪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化鲁迅”，这是我作为鲁迅家属的骄傲。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鲁迅作为作家的意义可能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努力实践着传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时，他也因为自己不惮前驱的意志而成为了一面具有召唤性的旗帜，对以后那些同样致力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有为者而言，鲁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导师。
然而，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今天，关于鲁迅，似乎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还在持续进行中，这些变化不仅使我感到十分不安，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安又越来越明显地在我内心转化为对“文化鲁迅”的责任感了。2002年，我们在上海成立了非企业性质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全身心地开始了接近鲁迅的工作，把中心的办公地点就选择在当年鲁迅住过的上海虹口，离他的墓地走路三分钟。在四年的工作中我接触了与鲁迅相关的所有纪念馆，联系了与鲁迅命名的各类学校，对鲁迅故乡和他的所到之处作了大量的实地访问。
此外，我还与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专家取得了联系。在与社会大众的交流中我获得了大量信息。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学生。随着工作的展开和延续，原来那些让我不安的东西越来越沉重了。
在此之前，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天然地拥有与鲁迅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这种联系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切断了，我在宣传鲁迅、纪念鲁迅这样一个垂直的系统里，并没有找到那个本应属于我的独特位置。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在法理上鲁迅应该就是我的亲人，在感情上也是我的亲人，可是现在却感觉这个鲁迅离我很遥远，好像几乎已经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我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的表白，就是当我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我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属很疑惑，如果这种权利也被剥夺的话，这还是否符合鲁迅的原意？
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有理由有必要走下去的话，则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从鲁迅的外貌上来说，我想还他的是这样一个原本的形象，说老实话，我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属对鲁迅的认识。
“意识形态化”掩盖了真实的鲁迅形象
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现在我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
事实上，对鲁迅的宣传和纪念始终都与对鲁迅的认识相互联系着。作为鲁迅的家属，我对这一点尤为敏感。
鲁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鲁迅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醒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
我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以后，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
此外，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存在于中国各大高校和各研究机构里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工作也因为历史的原因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鲁迅研究者。我对他们的工作很尊重，因为，他们把主要力量和智慧放在了“还原历史中的鲁迅”这样一个工作上。
“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然而，这种还原的工作，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差异存在理解与认识上的歧见，因而，也就会存在思想上不同见解间的论争。也就是说，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是不完全统一的，还处在一个不断还原，以趋于接近那个历史中真实的鲁迅的过程之中。
因此，我的不安显得尤为迫切。根据我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呀，“俯首甘为孺子牛”呀；这都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词汇来说明的鲁迅。鲁迅在20世纪所作的工作及其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所有这些都令我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首先在于回答“鲁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鲁迅究竟是谁呢？
还原鲁迅的真精神
如果说，“还原历史中的鲁迅”是在追求对鲁迅的认识价值，那么，我所说的要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则是在追求鲁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
寻求对鲁迅的理解，找寻“鲁迅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我个人对父亲的认识。
首先是立人为本的思想。
“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实际上，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上去了。国族遭受凌辱的历史困境曾使鲁迅十分痛心，这激发了他对人的精神麻木，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觉而深入的关注。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无意间看到影像中麻木的中国人，这件事对鲁迅刺痛最深，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
鲁迅讲的个体尊严，代表着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这种观念表明每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权力，同时，他也完全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力，这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人不应该为自己的独立思考遭受损害，这是一种普世价值理念。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拥有这种个体意识的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出一个样子出来，他会活得很有尊严，也很有魅力，所以，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气，他就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他也就可以拥有“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了。所以，个体意识着重于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气度的养成。
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鲁迅所说的“自信力”。而这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以，鲁迅接着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觉醒人的个体尊严，激活人的个体生命意识，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首要之点，具有个体尊严和清醒的个体意识是他特别看重的精神品质。
第二是独立思考。
如果说立人为本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灵魂的话，那么，独立思考则是他的骨髓，它使“立人为本”这个灵魂获得了支撑。仔细思考鲁迅的独立思考的内容，大概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一）独立思考体现为一个人如何把“立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实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独立思考要求一个个体自觉的人对自己的生命负有完整的责任。在五四新文化时代，像鲁迅这样的早期思想启蒙者特别看重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态度。我要过怎样的生活不应该让父母来包办，也不应该由某个外在的绝对权威来支配，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东西。它真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我这样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对这样的问题，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有着明确坚定的立场的。
（二）真正的独立思考意味着能够把批判精神体现出来。鲁迅在《野草》中描写了一个举起投枪的战士，这个战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说，鲁迅是自觉地把批判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身上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这里，批判的意思是一个人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鲁迅就是一个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斗士。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这种批判目的不是破坏、拆毁和颠覆，而是在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他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鲁迅对孙中山推翻千年帝制、亲手创建的新制是有感情的，是希望它成长壮大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和期待，他才对那些丑恶的、腐败的、麻木的、落后的现象怀抱如此深刻的愤怒。但在这愤怒后面难道不是跳动着一颗希望的心吗？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一个为新文化理念去战斗的人。当他看到一切阻碍着新文化传播的力量的时候，他是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来捍卫新文化的，虽然有时候他使用讽刺与挖苦的笔调，但这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风格，是无可厚非的。
（三）独立思考也意味着文化与观念的创新精神。在拥有深厚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努力传播新文化的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是需要用勇气来实践的一项人类壮举。鲁迅首先是思想家。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鲁迅强调在思想与文化观念上的创新，是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更高程度的创新。同时，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必须依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思想和文化创新的意识。所以，文化和观念的创新既是基础性的创新，同时也是主导性的创新。
第三是拿来主义。
鲁迅是一个在文化上积极主张拿来的思想家。拿来主义就好像是鲁迅精神与人格的眼睛，体现的是他的气度、视野和眼光。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这样写到：“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这“送来”的历史就是被迫、屈辱的历史。
何以打破这被迫和屈辱呢？那么，就首先需要去拿来。所以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体现的是文化的气度、视野与眼光。他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立场是完全中国的。他是脚踩在中国的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自强和壮大。所以，他与崇洋媚外是势不两立的，也不赞同无选择的乱拿。
第四是韧性的坚守。
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和足，它是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积极而坚持不懈的践履，是观念落实在行为上的具体过程，是一步步走、一点点做的持续不断地努力和进取。所以，鲁迅的韧性，体现的是一种坚守的精神。它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长度，二是强度。所谓长度，就是指每天的工作从不懈怠，所谓强度，就是指每日工作的辛劳与效能。
鲁迅在他的《野草》中有这样的句子：“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那“前面的声音”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持之以恒，进之以猛，把坚守贯穿于生命的整个历程，一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就足以令自己欣慰的了。
所以，我们理解的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弥留之际，是没有什么悲哀痛苦的，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尽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好，鲁迅在自我完成方面是足够欣慰的。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把自己做成，这是多么精彩，他怎么会感到悲哀呢？所以，筹拍40集鲁迅电视剧，我就对编剧们说，不要把鲁迅的弥留之际描写得很悲哀，他应该是豪情满怀的。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要做到韧性的坚守，就要面对三个东西：暴力、权力和软暴力，应该说，鲁迅对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压力是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暴力和权力屈服过，更没有被软暴力所腐化和动摇。尤其是软暴力，更有当今的现实意义。要知道，鲁迅当年的生活是很精致的，他当年的生活大概仍然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梦想，但是鲁迅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生活就遗忘了自己对社会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使命和自我完成是充分自觉的。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很严重，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坏，一个孩子在家里总是养尊处优，害怕困难，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这很成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软暴力处处显示威力的时代，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使每个生命个体发育成型，拥有健全的个体生命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以上我谈了我的不安和迷惑，谈了鲁迅的精神和人格，这是在沉思良久后，我作为鲁迅的后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的想法，发出我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作为鲁迅的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认识。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传播和弘扬鲁迅精神，并且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21世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但我决不是把鲁迅作为我个人的事情来做的，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来追求，中国的未来需要鲁迅，需要这样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已经是一种经过一个世纪大浪淘沙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征。
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在2006年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以纪念鲁迅逝世70年。对这样一个社会性的事业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提议将2006年作为“普及鲁迅元年”，希望以此作为新的起点，把这一工作持续、有效、深入地开展下去。
（本文为作者在2006“上海书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发布会上的讲演）（文/周海婴）
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毛泽东1940年1月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十几年后，经历了中共建政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面对着“舆论一律”的状况，一些心有余悸的党外人士私下里传问起这么个问题：鲁迅活着会怎样？传问得多了，最后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结果就有了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谁是谁非？试辨析。
首先，“罗毛对话”发生的1957年7月7日是个什么时候？是在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开始的一个月后，而“反右”的目标就是那些在“整风”中发表了“右派反党言论”的党外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有大批党外各界名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乱动”，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他那“伟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两次谈话是在1957年3月，当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还不久，他正在酝酿“整风运动”，大会小会上不停地宣讲“双百”，因此，在那两次“座谈会”上以鲁迅为例，是要打消人们的顾虑，是鼓励人们说话的意思。所以这三次谈话的前后矛盾完全符合从“整风”到“反右”的“政策变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们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视和出版物中表现的毛泽东来领会他的“智慧和风度”。从许多有关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个大开大合、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清规戒律在他那儿是无效的，而且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他是任何话都敢说并能说的。况且，他那些话虽然是公开说的，但却是在控制了范围的“座谈会”上，听众都是一些“高级党外人士”，自然与公开发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选”中的说法是不同的。
而毛泽东在类似场合的“敢想敢说”，已经在许多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了。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登载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一文披露：据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安子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告诉刘源（刘少奇之子），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当前的工作是要抓“敌我矛盾”，刘少奇却认为“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一怒之下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当着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党外人士“估计”一下鲁迅怎么不可以呢？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和1957年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是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战略方针的，是“伟大政治家”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如果过于天真轻信，岂不可笑？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摘自星岛网）
朱安回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
1924年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夜幕降临了，时间向午夜推进。除夕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日子，但鲁迅却独自守岁，而夫人朱安（见图）就在同一个院里的另一间屋里。
作为母亲送给他的礼物，鲁迅始终不肯接受这个裹着小脚、对他唯命是从的发妻——朱安，哪怕他一个人常年孤守青灯伴黄卷。于是这种明明白白的痛苦便铸成了鲁迅和朱安孤独而痛苦的婚姻。
母亲的“礼物”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情愿地启程回中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发电报说：母病速归。回家后的第二天，便举行婚礼。这天是7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月初六）。
族人中帮忙者在这一天如临大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周家大少爷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对此，他们做好了一切防范准备。但鲁迅却出奇地平静，他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高，这只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
得很小的脚露出了真相。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而，现在却露馅了。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浙江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孤守青灯黄卷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字未答。接下来的两天里，鲁迅都睡在其母亲屋中。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中国，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翌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5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此间，鲁迅虽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即使偶尔周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他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中国后的那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平（今北京）。5月初，鲁迅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多，鲁迅独居，度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
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30多岁到40出头这段生命。鲁迅到北京后，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些钱。他此时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
生命迫近第40个年头，他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发表后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走了。
胡同里的居家生活
到1919年，朱安已是40多岁的人了，她结婚已整整13个年头。对她来说，这13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1919年11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院子，共花了3500元钱。
八道湾11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
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同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两人从此再无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随后他们搬到砖塔胡同近10个月，那段日子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什么。随着岁月流逝，鲁迅对朱安已连发脾气的心思也没有了。
鲁迅似乎也曾想过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实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45岁开始的新生命
1924年5月25日，鲁迅和朱安搬进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所新居是鲁迅自己的，在那里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他把母亲从周作人处接去，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在西三条胡同21号又住了约10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求爱信。鲁迅时年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翌年，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于次年10月上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痛苦的。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被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朱安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摘自星岛网）
鲁迅印象
花边·家庭之传人
2002年春节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全家福。
前排左起：小孙女周景文、长孙女周景欣、外孙女田中华莲、田中悠树（双胞胎）
中排左起：长媳张纯华、二媳吴彬、妻子马新云、周海婴手抱小孙子周景轩、三媳车晓林
后排左起：长子周令飞、次子周亦斐、长孙周景川、三子周令一、长女周宁、女婿田中正道
花边·家庭之天伦
1931年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花边·好看之时尚
1912年鲁迅自己设计的服装，有点像中山装，更像今天的夹克。
花边·好看之潇洒
许广平最喜欢的一张鲁迅照片，周海婴猜想这是因为这张照片表现出鲁迅少有的潇洒、轻松、极富生活化的神情气度。背心为许广平亲手编织。
花边·好玩之嬉游
1927年1月2日在厦门南普陀，鲁迅及泱泱社青年郊外合影。鲁迅倚坐在一块墓碑旁。左边躺着的是林语堂。
花边·好玩之萧伯纳合影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于上海宋庆龄住宅。当时鲁迅接到宋庆龄的邀请会见萧伯纳，回复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身高1.6米左右的鲁迅在高个子的萧伯纳面前神态悠然，似乎在“偷着乐”。
（图片摘选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家庭大相簿》 来源/《新京报》）
寻找为鲁迅抬棺的人
在《痛别鲁迅》一书中，作者孔海珠经过多次采访和查考，对为鲁迅先生抬棺的12个人进行了考证。他们分别是：萧军、黎烈文、吴朗西、周扬、靳以、姚克、黄源、张天翼、胡风、曹白、巴金、鹿地亘。其中，曹白先生是最年轻的一位，1907年出生。随着张天翼、巴金先后去世，曹白成为鲁迅抬棺的十二青年中惟一在世的。
我看鲁迅 
文/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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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逼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丫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丫叫，丫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这句话对我的心理大有抚慰。有那么几周，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
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便是《热风》或是另一本，上面有骂狗这一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来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一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份流氓小报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鸡奸，似乎引的是原始卷宗。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观感并不十分之好，如此文摘怎么能算他的东西？有一种人写文章专爱引用别人的话，当时是一时弊，现在还是一俗例，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了这种人。
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对人生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做“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唯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我觉得鲁迅写得最另类的三篇小说是《一件小事》、《狂人日记》和《伤逝》。《一件小事》从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这篇东西也确实作为范文收入过小学课本，像小说结尾那句“他的背影高大起来”，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女儿在她的作文中就写过。写《狂人日记》时鲁迅充满文学青年似的热情，文字尚嫌欧化，透着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吃惊，那种激烈决绝的态度则和今天的“愤青”有共通之处，搁今天，也许能改编成摇滚。《伤逝》大概是最不像鲁迅后来风格的一部小说，男女过日子的事儿，他老人家实在是生疏，由此可见，大师也有笔到不了的地方，认识多么犀利也别想包打天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是很好的散文，有每个人回忆童年往事的那份亲切和感伤，比《荷塘月色》、《白杨礼赞》什么的强很多，比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就不是一个量级了。那也不在作家的经验、才华，在于不同人生本身的差距。
《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和吃血馒头的那个《药》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和他同时代的郁达夫、沈从文和四川那位写《死水微澜》的李劼人有一拚，在当时就算是力透纸背的。中国普通人民的真实形象和难堪的命运被毫不留情地端了出来。这些人物至今刺激着我们，使我们一想到他们就毫无乐观的理由。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民不再是鲁迅那个时代完全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伙人了。从鲁迅第一声呐喊起，他们也折腾了几十年，再提到人民二字，只怕要警惕一点了，有些事是别人强加的，有些事可是他们自个乐意的，甚至还有不少诗意的发挥。仅有唤醒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那都是表面文章，真正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不是反抗强者，而是直面那些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对他们予以解剖。
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小时候我也觉得那是好文章，写绝了，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视其为揭露中国人国民性的扛鼎之作，凭这一篇就把所有忧国忧民的中国作家甩得远远的，就配去得诺贝尔奖。这个印象在很长时间内抵消了我对他其他作品的怀疑，直到有一次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给我腻着了。严顺开按说是好演员，演别的都好，偏这阿Q怎么这么讨厌，主要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在严顺开身上我没有看到阿Q这个人，而是看到了高高踞于云端的编导们。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当然，他这信手一拈也是大师风范，为一般俗辈所不及，可说是时代的巨眼那一刻长在他脸上，但我还是得说，这个阿Q是概念的产物，不用和别人比，和他自己的祥林嫂比就立见高下。概念形成的人物当作认识的武器，针对社会陋习自有他便发发扬火力指哪儿打哪儿的好处，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他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就极为有限了。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干预性针对性越强的作品，审美性可感性就越低？尤其是改编为影视这种直接出形象艺术形式，这类人物就很吃亏，演员也很难从生活中找依据。
鲁迅有一批小说游戏成分很大，我指的是他那本《故事新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批作品。这些游戏之作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才气和机灵劲儿，再加上一条就是他深厚的旧学知识。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写的，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真够姚雪垠凌解放包括陈家林学半年的。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他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怀疑渗透在《故事新编》的第一笔中。唯一叫人败兴的是编者在这批小说下面加的注释，告诉今人这话指什么，那段是讽刺当时的什么现象，那就变得小气了，纯粹是意气用事，借古讽今。有些话我本不想说，但话赶到这儿了，我还是说了吧。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鲁迅的个性在他的创作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外，他的文学理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候潮流的影响和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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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我的观念很保守，譬如作家这个称呼，我一直认为必须写小说才配这么自称。（诗人单算，他们可以直接叫诗人。）我是把小说当作“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在写散文。凡见报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中顶着“著名散文作家”头衔那位往往是一冒牌货，不是作协官员就是某人的儿子或者干脆是文学圈里一碎催，能写个山水游记或是某老腕某年某日一时的音容笑貌就覥着脸出来招摇了。这些人严重败坏了散文随笔的名声，使我一想到散文随笔总觉得那不是正经东西，若说某人独以散文随笔见长，先觉得这是一起哄的，读了也以为好，仍觉得此人没根基，起码和文学无关，用那种比较装孙子的话说就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关于这一点，我和一个作家朋友当面争论过，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这朋友说：我坚决不同意你这说法！接着举到另一位也是很多人的精神之父阿根廷人博尔赫斯为例，这位也是没写过多少东西便一举成事儿的。这倒弄得我没话可说。当然我并没有被说服，我也没觉得博尔赫斯怎么着了。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有一种为没写过什么东西混了一辈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话，说写短篇比写长篇难，因为结构如何如何之难，语言如何如何精练，这也就是蒙蒙没写过东西的人。短就是短，长就是长，写长的要比写短的多倾注心血这还用说么？长篇就不用结构了？就该罗嗦？长篇需要用力劳神的地方那是只会写短篇的人想也想不到的。是，小说只有好坏之分，不在长短，同是好小说，我也没见谁真拿《祝福》、《交叉小径的花园》去和《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相提并论。
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若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周围不是那么个环境，他也跟他弟一样客气，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政府人事档案时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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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的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我们都知道，他对中国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文学，他是有思想的。思想和作家不是一个等号关系，作家，能写文学作品，不见得有思想，要想当最顶级的作家，必须有思想，这个我们从小就分得清，也就是说，思想是首要的，大于其他的。当然还有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分，这且不管他，鲁迅，自然是最先进的，这个认识被当作铁的事实早就灌输到我的头脑之中。
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在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已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很长时间，仍不能摆脱对他的迷信，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他的作品不是很过硬，那他还有过硬的思想，那个思想到今天还闪烁着锋利的光芒，照耀着我们黑暗的自身。我以为我了解他的思想，实际上我没有读过任何他的思想著作，一些专用于他的句子使我觉得不必深究，“一个都不宽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品格，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不就是思想么？
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老百姓第一个变化就是嘴坏了，谁都敢说。深圳建特区后，我有一个做律师的朋友去那边捞世界，回来之后请大家吃饭，有人喝了酒后高叫：鲁迅，有什么呀！论思想，他有毛泽东有思想吗？毛泽东，有雄文四卷，起码让三代中国人灵魂受到洗礼；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
我不是说这酒鬼说的话多么发人深省，真正使我震动的是他的态度，不一定非要正确才能发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了也就说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
这使我终于可以用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眼光去打量鲁迅。这时我才发现我对他有多不了解。那些经常用于称赞他的话其实不属于思想，只是夸他的为人或说高贵的德行，拜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其实我对他的思想一无所知。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想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想象这样一个为世不容、痛苦敏感的智者内心一定是“漆黑一团”，这个逻辑似乎是说，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我不是太明白这个逻辑，坦白说，直到昨天，写到这里，我还是晕菜，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我一有位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一直对鲁迅怀有一些私人兴趣，收集有很全的鲁迅资料，很多关于鲁迅的闲话我都是听他讲的，于是我专门向他请教，鲁迅有什么思想？这位朋友似乎也懵了一下，想了想说，实际也没什么新鲜的，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向往了好一阵，后来跟“四条汉子”一接触，也发觉不是事儿。据鲁迅最新研究成员讲，鲁迅是主张“人权”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毕竟写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鲁研家们还没找出办法将他归到英国式消极自由那一筐里。如此等等，胡说一气，当时我是满足了，回到家里坐在电脑前还是糊涂，对“思想”这个词的包含范围感到糊涂，不能说给国家民族指条明道不叫思想，但我对鲁迅的期待和他一直享有的地位似乎又不应仅限于此。在此，我觉得自己挺可悲的，那么痴心地笃信过很多不甚了了的东西，其实不明真相，还是那里磕头如捣蒜，就怕别人说自己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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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鲁迅精神，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战士的一生。有一句话，本是他贴赠孙中山的，后多为他那些爱好者回赠于他：有缺点的战士依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林语堂也形容过鲁迅：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这个不会为缺点玷污逮谁跟谁急的战士形象对后代中国作家的吸引远大于写小说的那个鲁迅。大家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只会写小说的作家是低级动物，做战士才是清名永留的不二法门，甚至是把一举成名的金钥匙。于是，忿于世人不肯受他超度的传道士来了，才尽落魄的三流文人来了，大事小事一直不顺的倒霉蛋、心理变态的自大狂和一班普普通通的愤世嫉俗者都来了。什么样的病人一集合，毛病都不叫毛病，改叫众人皆醉我独醒了。
我觉得这个风气特别不好，理应拓荒自耕富而不骄的文坛成了小商小贩云集叫卖的市场。很多有才只是一时手背的作家彻底可惜了。北京有个毛老师，原来的小说写得不错，号称天下速度第一，五千言字一杯茶工夫立等可取，我是见这个名字就买，每读必有心得。近两年入了此道，天南海北危言耸听，看上去已与猛张飞无异，所言之事，对不起，尽是别人喝剩的茶根儿，大医院倒出的药渣儿。还有那一伙子在校不在校的家伙，竞相出一些大话集，名为书生实为书商，一写小说便露了馅儿，博士学位也要印在书皮儿上，明明是讨饭的花招偏要自称“挑战”，不知道那叫寒碜吗？在这我确实要以前辈的口气对他们说几句：有志气，允许；想当作家，可以；走正道。读书尽可以使人无耻，但自己要给自己设一个底线，丢人的事也有瘾，干过一次就想着下次。
还有那个伊沙，出了本书，直接就叫《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对伪君子假道学种种愚昧麻木中国人的劣根性骂得都对，若说还有遗珠之憾，就是把自己拉下了。伊沙那儿就拉了两个人，一个鲁迅，一个他自己。这就不彻底了，一本书的风格也很不统一，一半骂别人，一半夸自己，诗也上了，脑子盘算过的文学构想也拿出来了，历数自己的种种仗义，这就没劲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涉及到人之为人的根本立场。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说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个恐怕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才配。依我之见，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物理学早就证明了，在这个地坏上没有一个人处于比其他人优越的地位，代替上帝对别人进行精神审判，在笃信宗教的国家是最大的渎神。缺点就是缺点，譬如病菌，无论是战士还是苍蝇携带都会使人生病。
后人的效颦都要鲁迅负责并不公平。这就是榜样的悲哀，遭人热爱看来也不全是美事。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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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讲过：尼姑的光头，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么？对鲁迅，我也这么想。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我不相信他如此完美，没有这样的人，既然大家载来越严厉地互相对待，他也不该例外。他甚至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中国有太多的神话，像我这样的红尘中人，若想精神自由，首先要忘掉还有一个“精神自由之神”。
我的那个研究鲁迅的朋友对我说：鲁迅是相信进化论的，即未来比现在好，青年人比老年人好。他还讲，他的使命就是扛住正往下落的闸门，让年轻人能逃出一个算一个。后来在广州厦门看到清党，他这个观念有些动摇，认为青年人坏起来也不逊于老的。但到临死，他还是对未来抱有信心，一次看到苏联红场阅兵的纪录片，对许广平和在场的萧红说：这个场面我是看不到了，也许你们能看到，海婴能看到。
这位朋友再三对我说：他其实是很热情的，很热情的。
（2000年1月25日定稿）
纪念·学习
1981年9月25日，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扬发表题为《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报告。
194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刊”。
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197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永远进击》。
198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鲁迅精神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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